“汉卿,你真打算亲自护送我回南京?”——1936年12月25日凌晨,华清池临时指挥部的廊道里,蒋介石压低嗓音向张学良发问。夜色深沉,灯光昏黄,张学良略一颔首,没有多说。就在几个小时前,举世震动的西安事变终于以和平方式收束,可围绕“要不要立即北上抗日”这一核心分歧,并未随着签字握手而烟消云散。
两年前的卢沟桥尚未燃起战火,日本关东军已在满洲扶植傀儡政权。对张学良而言,这不仅是国土沦陷,更是父仇未报。皇姑屯的剧烈爆炸声长久盘桓在他耳边,每当夜深,他都会想到父亲张作霖折断的雪茄、炸毁的列车和自己奔赴现场时见到的断壁残烟。这段私人记忆与民族创痛混合,让他对“安内”方略愈发难以忍耐。
1935年秋,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奉命在陕甘地区“围剿”红军。蒋介石位居总司令,却远在庐山布置“中央军校教导总队毕业典礼”,西北剿匪总司令部的大印自然而然落在张学良手里。彼时的西安街头,商旅稀疏、米价翻番,军饷经常拖欠,东北军官兵常把“先打日本”挂在嘴边。张学良顺势在军中展开一场“讲实话、讲东北”的动员,不止一次对部下拍案:哪怕没工资,也要给兄弟们添一份抗日的骨气。
有意思的是,正当国民政府重庆、南京两处忙于内耗,来自陕北的另一股力量主动伸出橄榄枝。“停止内战,一致对外”,1935年底《八一宣言》的这八个字让张学良眼前一亮。1月20日清晨,洛川小城,大雪初霁,张学良第一次与李克农面对面。两人一壶茅台、一盆羊肉,谈到兴起时竟无视窗外零下十度的寒风。李克农说:“东北痛失,抗日是出路。”张学良点头:“正合我意。”这场密谈,为之后的兵谏埋下伏笔。
此后大半年里,东北军与红军之间的零星摩擦大幅减少,陕北集市甚至出现两军士兵同时排队买烧饼的奇景。张学良暗中放行盐、布匹进入红区,换回粮食与马料;杨虎城则在潼关为红军开辟所谓“安全走廊”。蒋介石得到情报,三次电令“严查幕后指使”,张学良每次回复都用官方措辞搪塞。直到10月,蒋介石亲抵西安。
蒋张会面,表面平静,暗潮汹涌。张学良摊开地图,指出长城线日军新调往关内的三个师团,建议先停剿再整军。蒋介石略一沉吟,仍答:“攘外必先安内。”两人隔着地图相望,无人再开口。那一晚,张学良回到住所,伏案写下四个字——“刀在鞘中”。
12月12日凌晨,西安城外的三原机场枪声骤起,警卫团迅速控制华清池。兵谏得手,但留给张学良的时间并不充裕。中共中央判断:和平解决符合全国利益;苏联远东情势又趋紧张,更不愿内战扩大。于是周恩来、叶剑英等人紧急进西安斡旋。周恩来在会晤中直言:“逼委座联共抗日,目的已达,不能再走极端。”张学良听罢,只说一句:“我只求一个承诺——出兵打日本。”
谈判持续到24日凌晨,最终形成《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初步协议》。对张学良来说,纸面文字固然重要,更重要的是现场的那句口头保证:“回南京后即行实施。”他决定摆上酒席,当场立下一杯誓酒,借以敦促蒋介石。
宴会在西京旅社二楼举行,桌上清一色陕西小吃:粉蒸肉、葫芦头、老米酒。张学良先敬蒋介石,又敬周恩来,最后拿起空杯,面向满屋军政要员大声道:“我是有国仇家仇的人,今日以性命担保,只望共赴国难!”说罢将杯子砸得粉碎。那一刻,他的嗓音嘶哑,眼眶通红,连宋美龄也轻叹:“汉卿太过用情。”
不得不说,在座众人感情复杂。周恩来明白,张学良此举未必可全身而退;蒋介石更清楚,若遵信守诺,即刻调整国策,党内必有反弹。偏偏东北军约十万官兵仍聚于关中,要安抚他们,就得先给出抗日的实质动作。宴席上,宋子文悄悄递上一张纸条:可否先调五个师北上?蒋介石摇头:“财政撑不住。”这种当面拆台的举动,让张学良心里一沉,他隐约预感到未来道路并不平坦。
几日后,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登机前往洛阳。上机前,他把佩剑递给副官,只携一把小口径手枪。有人劝他留在西安再观望,他回一句:“护送到底,不致再出意外。”飞机升空时,机场上的杨虎城脱帽默立。试想一下:这位西北绅士或许已经意识到,自己和“少帅”很可能成为政治交易里的牺牲品。果然,两人后来同被幽禁,命运坎坷。
历史的巧合在于,事变后仅七个月,卢沟桥炮火骤起,全面抗战爆发。此时的张学良已被软禁,所盼北伐东北之愿终成奢望。而蒋介石的抗战动员,也的确兑现了在西安席间的承诺,只是付出的代价庞大到无法逆转。
回看那场二楼宴会,摔碎的酒杯已成尘埃,然而张学良“国仇家仇”之呼喊,却深深嵌入近代史的年轮。它提醒后人:政策转弯往往需要巨大的情感与牺牲做推手;而个体命运,在国家存亡面前常常脆弱得出奇。这一切,没有浪漫,只有血淋淋的现实。